(戳视频，对话素人作家温雄珍↑，时长共6分09秒)
烧烤诗人，在炭火上写“人世间”|新大众文艺访谈录②
在鼓风机的作用下，烤炉里的炭火迸发出一簇簇火星，灼热感扑面而来。
温雄珍看到入迷，她把眼前这一幕写进了诗里：“如果你不能从浮动的焰光/想到劲风下的青草/你就无法想到一双满含悲悯的眼/像星子落在人间。”（《黑炭》）
白天，她是童装店的老板；夜晚，她是烧烤店的服务员。此外，她还有一个身份——诗人。温雄珍只有小学五年级学历，却写了2000多首诗歌。去年10月，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《在炭火上安居》。
如果说，烧烤是平凡人生里的慰藉，那么写诗就是温雄珍对抗生活的方式，或许，也是她与生活和解的方式。
温雄珍今年51岁了。凌晨1点多，她一边干活，一边感叹：“到了我们这个年龄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天天都得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忙到焦头烂额，就像烟熏火燎的烧烤一样。”
告别
母亲走了，果子成熟了
“你千万不要挂掉啊！”温雄珍抚摸着自己捡来的流浪猫，一边替它包扎伤口，一边反复叮嘱。
温雄珍不是一个擅长告别的人。1975年，她出生在广西贵港的一个农村家庭，在四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。11岁那年，母亲病逝，家里东拼西凑，最后也只是让她多念了一年的书。
那天，她和父亲在菜地里拔着杂草。父亲低声问了句：“要么，我们不读书了吧？”温雄珍看不清父亲的眼神，但她从父亲的语气里听出了一丝愧疚。
温雄珍是家里成绩最好的孩子。母亲似乎把未来的期望都寄托在她身上。小时候，母亲找人算过命，说如果她能读书的话，“以后会是不得了的人”。从此，母亲舍不得穿好的衣服，说要留给她上初中的时候穿。
在温雄珍的记忆里，家里的生活太苦了。父母从信用社贷款，养鸡，鸡发瘟；养猪，猪也发瘟。后来，母亲种了一园子的橘子树。结果，别人家种了三五年就挂果，她家的树却一直没有动静。
然而，就在母亲走的那年，整个园子忽然开满了花，挂满了果。那一刻，年幼的她觉得，命运是一件“很奇怪”的事。
1990年，15岁的温雄珍坐上了去广东南海的大巴，成了一名“厂妹”。她在布料厂打工，压花的机器温度很高，手指盖常被压到变形。她不敢在给父亲的信里写这些，只想着多赚点钱。
她记得很清楚，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05块钱，她把100块寄给了家里。在当时，这笔钱在老家足够给整个村子买下一个季度的肥料。
流水线之外的时间，温雄珍常常用来读诗、写诗。厂里其他工人发了工资会去买新衣服，唯独温雄珍却是一头扎进书店。她爱看武侠、科幻小说，还迷上了席慕蓉的诗。
她把情窦初开时的纠结写进了诗歌《如果》，尝试着给几个杂志社投稿。没想到，在小卖部的邮箱旁蹲守了一个月后，她真的收到了一本刊载着自己诗作的《江门文艺》。
“父亲拿着我的作品，到处跟人炫耀：你看，我的女儿会写诗！”每每回忆起已经离世的父亲，温雄珍时常会想到这一幕。
很多年后，在台风“蝴蝶”来袭之时，她看到一位卖菜的老人为了节省2块钱的摊位费，一直淋着大雨守在菜市场门口摆摊。她觉得，那位老人小心翼翼护着菜的样子，像极了自己的父亲，忍不住为他写了首诗。
2025年7月，温雄珍来到北京，成了鲁迅文学院作家研修班的一名学员。久违的校园生活，让她无比珍惜。上课、学习、读书，她把自己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。她时不时会收到同学们发来的照片，都是大家在校园里偶遇她看书时的场景。
“果子熟了，我又在上学了。”温雄珍轻声呢喃，仿佛父母又回到了身边。
生存
一箱杂志，还是一袋番薯？
1999年，温雄珍跟着丈夫到东莞企石镇摆摊卖鞋。他不爱看书，但知道温雄珍喜欢。有一回，他从上大学的侄子家里搬了一箱《读者》杂志给她。
“我兴奋地告诉一起摆摊的朋友，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礼物。结果他们不理解，说带书还不如带一袋番薯来吃咧！”温雄珍记得很多个这样的瞬间，但这些丝毫不影响她投入文学的怀抱。
2003年初，“奇怪”的命运再次降临。春节前夕，温雄珍的丈夫在拉货途中遭遇车祸，被诊断为小腿粉碎性骨折，需要转院做手术。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温雄珍慌了神，面对昂贵的医药费和卧床静养的丈夫，她知道，自己必须撑起这个家。
那时，她拉着4岁大的女儿，抱着4个月大的儿子，继续出摊。“大年二十八那天生意特别好，孩子在一旁哭闹，有位顾客问我，为什么不叫老公来帮忙呢？我一听，眼泪哗啦啦地流了下来。”
这样的状态持续了5年之久。温雄珍每天早上五六点出摊，晚上七八点回家，给孩子做饭、洗澡，一直忙到深夜。有天晚上11点多，堂弟打来电话。聊着聊着，他突然问道：“姐，你现在还写诗吗？”
她当场愣了一下：“日子过得这么苦，还怎么有心情写诗？”
但就在那一晚，她思索许久，还是动笔写下几行字：“生活有时是一首快乐的歌谣/有时是一副沉重的担子/生活再沉重，我也不能把你放下/如果生活只剩下轻盈，那么日后我便失去可炫耀的谈资。”
她又重新拾起书本。有一回，在摊位上，她一边给儿子喂奶，一边翻看《红与黑》，刚好被一个熟人的儿子撞见。他疑惑地问她：“你看得懂《红与黑》？我还以为你们只能看懂《家庭医生》呢。”
她只是淡淡地答了一句：“能看懂。”
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，温雄珍也坚持要让孩子完成学业。2017年，大女儿考上北京师范大学，她像当年父亲炫耀她发表诗歌一样，在朋友圈“大肆宣传”。那阵子，整个市场的摊主们和熟客们都赶来祝贺她，她感到无比骄傲。
记录
每个字都会呼喊、会尖叫
后来，温雄珍在市场侧门租下了一个店面卖童装。虽然名为童装店，但其实从婴儿到成人的衣服、鞋子，甚至一些日用品都卖，不到10平方米的店面被塞得满满当当。
4年前，童装店生意不好，为了补贴孩子们的生活费，温雄珍每天下午4点半关店，随后匆忙赶去附近的一家烧烤店做兼职。
这是一对年轻夫妇开的烧烤店，主打湛江生蚝，室内室外摆着近十张桌子。温雄珍的工作是打扫卫生，给食材刷酱料，帮客人点菜、打包，有时还要送外卖。她一直戴着一副紫红色边框的近视眼镜，经常眯着眼查看外卖单子上的备注，生怕出错。
夜幕降临，烧烤店迎来人流高峰期，加上外卖订单扎堆，温雄珍愈发忙碌。偶尔她会和外卖员发生误会，或是给后厨下错指令，这些“小插曲”和对顾客的观察，都被她写进了诗中。
老板简观贵管她叫珍姐。起初他不知道她写诗，只觉得她干活利索，为人真诚。直到前两年，有记者过来采访、拍摄，还有顾客找她签名，他这才知道，原来珍姐还是一位诗人。
看着温雄珍的诗集《在炭火上安居》，简观贵若有所思。他说：“珍姐应该是想写我们普通人奋斗的内心世界。我读书不多，但我知道‘一万小时定律’，珍姐一定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走到今天这一步。”
而对温雄珍来说，留意身边的人和事，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。她把来到广东以后遇到的温暖的人和事，都写进了即将出版的诗集《东江水暖》中。最近，她还在读范雨素的《久别重逢》《劳动者的星辰》，她也想写写母亲、奶奶的故事，还有家乡的甘蔗地，以及她所看见的“人世间”。
“我记得刘亮程老师说过，要把自己的家乡和经历放到最后来写，那是最宝贵的财富。”温雄珍笑着说。
她觉得，自己正处于最好的创作阶段。有时重新翻看年轻时候的作品，她直言“好像有点幼稚”。“那时候没有贴近生活，如果一首作品离开了生活，它就是没有灵魂、没有血肉的。一个很简单的字，只要它有灵魂，都是会呼喊的、会尖叫的。”
如果没来广东，还会成为诗人吗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她想了想，说：“可能会写诗，但不会被大家看到。”
专家点评
欧阳江河（著名诗人、诗学和文化评论家）：
所有的人都可以跟诗有关
一个生活中的温雄珍，成为一个写作中的温雄珍，这是素人写作的一个最高成就。所有的人都可以跟诗有关，不管这个时代怎么变、AI怎么发展，只要人还有“心灵”这个根本的概念在，就会有诗歌。
刘颋（《文艺报》主编）：
目光所到之处，就是诗歌生长之处
温雄珍的诗歌，让我们看到的是，她的目光所到之处，就是她的诗歌生长之处。比如说，她可以写身边的清洁女工，写烧烤架，也可以写加沙的难民。她的目光是面向生活、面向这个世界的，她关注的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，和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地球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温雄珍的诗歌写作超越了，或者说正在定义我们今天的新大众文艺，以及素人写作未来的方向。
不管是什么样的写作者，首先需要大家去认真、仔细、真诚地阅读其作品，而不是带着预设立场，甚至带着猎奇的眼光，从其身份入手去看待他们的写作。
卢辉（诗人、诗评家，中国诗歌学会理事）：
诗歌想象与经验的完美组合
读温雄珍的诗，总有一种幻觉在牵引着我们。这种幻觉既有神话的成分，又有信仰的成分；既有想象的成分，又有经验的成分。这几种成分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了温雄珍诗歌里想象的经验与经验的想象的完美组合。说到温雄珍诗歌里的经验的想象，我以为，经验可以是经历过的，也可以是正在经历着的。因此，经验既可“现身”表达，也可以“想象”抒写，而诗歌就是其中制造经验的想象模式。
胡磊（东莞市文联副主席、市作协主席）：
温雄珍的诗歌具有天然的底层生活质感
温雄珍的诗歌无疑具有天然的底层生活的质感，她驾轻就熟地选择草根的视角和平民立场，依凭感同身受的底层经历表达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和尊重，对生命的敬畏。她与她关注的对象构成一种伦理关系，她诗歌中的意象和她经历的生活一样鲜活。对她笔下那些游走于生活边缘的底层人群，如乞讨的老女人、扫地的阿姨、守护茶园的老张，她在字里行间表达岀相互理解的可能，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，同时指呈他们精神上的孤独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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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当一位清洁女工开始写作|新大众文艺访谈录①》
采写/出镜：南方+记者 黄堃媛
脚本：南方+记者 黄堃媛 赵媛媛
摄影/摄像：南方+记者 仇敏业 姚志豪
剪辑：南方+记者 陈文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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